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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Pathologies of Power】-- Ch1 and Ch2 文/ Quintin

  而這些受難的故事,通常都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和內容在上演,而這些悲劇並不是意外(accident)的結果,而是人的施為(human agency) 的直接或間接結果,而這些個人的苦難,都是社會力量(social force)、政治和經濟力量在個人身上所體現的影響力,而透過的機制就是結構暴力(structural violence)。這結構是歷史上的過程和力量,透過慣例(routine)、儀式(ritual)、或是生活表面共同限制(constrain)或影響人的施為而形成的。

  對大眾來說,並不是從未聽聞過這些故事,雖然某種程度上,是以一種刻板印象存在。雖然已經有無數相關的電影、小說和詩存在,但結構暴力仍不為撼動,主要有三項原因,首先,這些苦難的經驗,通常都被異國化(exoticization of suffering)—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遠地,而且侷限於某地域或是文化中,所以對情感上的衝擊也就相對弱的多。再者,對與苦難的瞭解,絕對不是只依靠純粹的圖片或報導,就足以具體化正處於受苦的情況,況且這些人通常都是不具發言權的受害者。第三,我們對於受苦的分佈和動態其實還不夠瞭解,身為醫生可以減輕疾病所帶來的苦痛,但是要解釋這些疾病(例如肺結核、AIDS),不是從病理層面就足夠,還需要從個人身處的文化、歷史、政治和經濟來解釋。

  針對Paul Farmer所提出的結構暴力,是否能有個足夠解釋和預測能力的分析模式,來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些suffering呢?分析方法,首先必須注重geographically broad,因為世界中的互動越來越多,suffering一定很難跟強大的權力作用沒有關係。換句話說,一個區域發生的suffering,背後的權力關係,可以不限於當地,而可能來自跨國的權力結構。其次,要有歷史縱深,譬如Paul Farmer在描述海地的問題時,他總是會鉅細靡遺介紹海地的過去與現在。第三,要依時依地,同時權衡多項的社會因素,包括性別(gender)、族群(ethnicity or race)、和社經地位(socioeconomic status)。更重要的是,要避免過度簡化問題(reductionistic analyses),把問題直接歸類到某各類別選項裡。

  我們常犯什麼錯誤呢?譬如族群(Racial classifications)在許多不平等現況的分析中常被提到。例如美國非裔的黑人和白人的生活餘命相差了6年,並逐漸增加,這不是因為來自不同族群(race)的影響,而是因為不同階級(class)和貧窮所導致。而很多時候,我們常常犯類似的錯誤,用族群替代了階級的概念,而隱瞞了造成問題的主因是社會階級地位,而分不同的族群分類。又譬如美國境內的統計數據顯示:黑人婦女感染HIV的機會比白人婦女高。這種直接以族群角度做出來的統計,模糊了被感染的大部份婦女都是貧窮的事實,而貧窮決定了她們生活的主要條件和狀況。

  另外一個例子:『Homophobia and AIDS deficit』

  人類學家,長期在異文化環境中作觀察,常可以看見許多特殊文化中,對於人權或自尊有損的現象(obvious assaults on dignity),都被列入文化相對論觀點(Culture relativism)的範疇裡,保持客觀,避免涉入。但是像在非洲,極端不平等社會階級中的陰蒂割除術,已經侵犯了基本人權,也讓文化相對論的觀點受到挑戰。重點是,不應該把結構暴力和文化差異觀點搞混在一起,不應把人權濫用合理化為文化中的一部份或是文化的本質。

  『Structural Violence and extreme suffering』

  被社會經濟壓迫的貧窮不只存在於我們認為的群眾裡,譬如黑人、原住民或婦女。應該說被壓迫的階級(class-oppressed),也就是社會經濟的貧窮,是壓迫過程裡的內在結構表現;至於那些在上層結構的群體,也是壓迫過程的現象,更是被內在結構化約的結果。我想,Paul Farmer想表達,結構性暴力所造成的貧窮,是extreme suffering的原因。

  回應文章最前面的部份,居於上層結構的富裕,透過本身具有的影響力,來穩定所處結構狀態,對於擺在眼前苦痛自然也難以知覺,只會簡單的化約成是族群、性別等等問題。而Paul Farmer不斷指出結構暴力造成的貧窮和階級不平等是萬惡的淵源!引用書中的話:這些人(窮人)擁有的共同特色,並非是他們有相同的文化、語言或種族,而是他們都位居於社會的最底層(bottom rung of the social ladder),這也是為什麼Paul Farmer在這本書和愛無國界(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)都提到解放神學(liberation theology)的概念:嘗試利用社會分析來解釋和哀悼人類的苦痛,它吸引大眾對於苦痛的注意,但同時也揭露造成這些苦痛的背後力量。其特色就是注重社會正義(social justice)、貧窮(poverty)和人權(human rights)之間的關係,並強調貧窮的可怕,強調應立刻格除這些弊端,強調服務和格新。

  第二章,瘟疫與禁運(Pestilence and Restraint),很詳細描述Haiti的狀況,並藉著描述關塔那摩(Guantanamo)基地的狀況,來討論美國對於Haiti不人道的禁運,和藉檢疫之名,對關塔那摩(Guantanamo)基地裡被囚禁的HIV+病患,極為殘忍和不人道的虐待。最後也對古巴的卓然公衛成績有所著墨。

  關塔那摩基地日前因為美軍的虐囚事件而出名,在早期是用來囚禁從海地逃出的難民,特別是HIV陽性的人。同時,古巴也對於國內HIV陽性的個案進行集中式管理,但是都在加勒比海上的兩個地方,一個像是寮養院(sanatorium),另個卻是衛生條件差,把人當畜生看待的監獄。這些不仁道的待遇,還須要有美國主流媒體的謊話;美國移民局長期認訂海地人是經濟難民(economic refugees),否認他們是因為國內的獨裁政治破害,而不給予政治庇護;並且透過國內立法,在1987 年無異議的通過HIV為拒絕外國移民的疾病之一。

  HIV-positive的海地難民,接露許多問題,包括對外國人的無理仇視(xenophobia)、種族歧視(racism)和刻板印象,譬如認為海地是HIV的根源地,和海地人是因為經濟困難而非政治因素而逃難,而海地人的人權和健康,就在這些偏見和沒有事實根據的觀點下而犧牲了。甚至,在爭取關塔那摩基地裡,HIV+的病患人權過程中,人道律師只能卑微的讓美國當局相信人道的對待是合理的(reasonable)和有效益的(cost-effective)。

  美國一方面暗中支持海地的獨裁政權或軍政府,另方面又對海地實施禁運,讓許多可行的醫療衛生計劃無法進行,甚至還讓海地政府持續背負外債。最積極的人道援助,如果能由國家力量,透過組織來運行,應該是最有益的,可惜在外力干擾下,這些認務只能由非政府組織來運行。

  簡而言之,海地的健康問題,不是有沒有以錢而已,背後糾纏不清的政治力量所導致的不公義和不人道,才是最終的罪魁禍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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